本报记者 刘艾琳 北川、绵阳、成都报道   

    新北川，修得像羌寨和碉楼的建筑群旁，中心绿地又被零星垦出了菜地，叶子在太阳下微微蒸出水汽。一排私家车主摇下车窗，歪歪斜斜地等待生意。晒得发亮的新干道上，行人稀少，每一台红绿灯，响着“嘟、嘟、嘟”的通行提示音。

　　2013年4月下旬的一个工作日，老县城时的超市老板，现在新北川的“黑车”司机陈庆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劲挠他的头皮。穿行在数十个街口，他忽大忽小的音量，谈论着自己和新城的纠葛。

　　5年前汶川地震中，妻子没能从她倾覆的服装店逃生，陈带着一条伤腿，和重组的四口之家搬入新的北川县城。北川全县20个乡镇、16.1万人受灾。县城倒塌房屋3.6万户，14.2万人失去住所，最后核定的直接经济损失585亿元。

　　在原属安县的行政区划内修建的新县城，堪称汶川重建中规模最大、最复杂，也显现出中国式特征的项目。

　　其投资能力迅速得以聚集。仅列入中央规划的项目即超过227.4亿元。因此重建第三年与灾前一年相比，各个渠道涌入的资金，将当地公共财政支出放大15倍；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推高5倍。

　　可是，曾经的灾民仍觉得钱不够用。现在日收入很难过100，陈庆心里焦躁。他自觉得欠了一屁股债：包括与多数老县城居民一样，办理了5万元的3年期住房贷款；还有两笔10万元个人创业贷款，开了自己的茶楼，不温不火，但贷款也快到期了。

　　新县城的政府也在调整债期。监管部门报告显示，在上级政府和金融机构协调下，三年重建期结束后，仅当地政府最主要一个投融资平台公司，将总额约42.67亿元的贷款还款日推后3-8年。

　　在不考虑新增资产债务情况下，当地政府认为该公司自身能在2020年前，运筹约74.31亿经营性收入用于还贷，足以覆盖全部本息的112.41%。政府还以财政还款承诺和未来的供地计划，以作为以防万一的还款来源。

　　当地政府负责人也说，这个新县城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在此之间，这个自我循环的城镇系统里，产融和信用领域的次生矛盾仍在滋生。

　　逾期，展期

　　2010年10月基本落成的新县城，规划可容纳6万-10万常驻居民，在极富羌族特色，绿化和河道颇有园林式风格的四个聚居小区内，目前常住人口却仅在2万左右——这些家庭能用于消费和投资的空间，却狭小得多。

　　老县城居民和因修建县城安置搬迁的安县农民，居住在不同的居民区。在城市东侧每个月张贴的水电费清单，积累着新县城居民的信用选择。最近张贴的告示说，大量物业费的欠缴已经令物业公司经营乏力。

　　在金融监管部门的报告中，个人住房(农村建房)贷款逾期率一度高达40%。逾期问题。

　　汶川地震后，重建农(住)房是当地政府和金融机构配合推进的工作。截至2011年底，全县重建4.5万户农村永久性住房、维修加固近3万户城乡居民住房均全部完工。还有部分安县并入乡村的安置小区，在2012年末完工。

　　重建资金主要来源于三部分：金融监管部门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4月底，北川和安县农户重建总投资近65亿元，政府补贴、居(农)民自筹、金融机构贷款的出资比例分别为16.8%，48.6%，34.6%。

　　贷款部分，主要由两县的县级农信社和农业银行承担。监管部门人士介绍，3年期贷款2011年就已到期，5年期贷款多数将在2013年到期。

　　在3年期那批情况来看，违约率极高，近两年在不断通过展期和“做工作”去化解。

　　目前，北川区划内农房重建和城镇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有6个多亿。“当时贷款近13亿，现在收回一半还是不错了。”监管部门人士说，现在最头疼的就是一般农房贷款，需要到各重点乡镇去调研剖析，尽量分步化解。

　　当地将贷款分作三类处置：一般农房，特困农房和城镇住房。城镇房有产权证的，可办理抵押，金融机构较为放心。而大部分逾期贷款却是乡村的自建农房，没有权证，只能用担保等增信措施促成贷款。

　　当时，北川县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全资成立了一家融资担保公司，在农房重建项目中，与金融机构按7∶3的比例共担风险。财政性的救助还包括，根据农户困难程度给予部分贷款贴息的政策。

　　现在的情况是，“就北川来说注入的担保基金约2亿，山东援建又给了1亿，但看来即使全部资金到位，仍不够覆盖逾期的贷款。”

　　在2011年底，四川省政府和监管部门多次研讨，最后出台内部政策，允许这诶贷款展期到8年，对担保公司的贷款也予以展期，多出的三年时间，当地需要尽量想办法化解，也因为这一及时政策，坏账没有发生，“风险没有集中爆发”。

　　道德风险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政府补贴只占16.8%，主要是覆盖特困户的农房建设，剩余的83.2%系自筹和贷款，对迁入新县城的城镇居民而言，房屋售价(约600元/平方米)中已包含优惠。而对自建“一般农房”的灾民，则可能混同补贴和贷款。

　　五年来，四川省已有许多金融监管部门和研究人士认为，混淆政府救助和金融市场行为引发的道德风险，是导致高逾期率的主要原因。

　　人民银行成都分行一位研究人员认为，对贫困农户住房重建资金筹集困难等问题，中央部委曾联合出台相关政策，要求以中央农房重建补助结余资金和可调剂的地方财政资金、对口援建资金和社会捐赠等资金建立专项担保基金，按照l∶1的贷款担保方式，向那些不符合贷款(授信)条件，且尚未完成农房重建的贫困农户发放贷款。

　　在具体执行中，该省主要将民政档案原来登记的困难农户纳入担保基金的担保对象，困难农户不归还贷款，当地也直接先用担保基金垫付，并不再催收。在地震后存在大量受损严重的普通农户则不在其中。

　　政策落差为一些普通农户提供了不还贷款的依据：同样是农房受损，为什么贫困农户可以不还贷，但普通农户仍需要还贷呢？

　　据地震灾区部分县区向人民银行的反映，贫困农户贷款政策下达后，此前发放的普通农户的农房重建贷款，出现了明显的还款率和收息率“双降”的趋势。

　　另一类因“政策不均”而引发逾期的例子是，黄土镇原本属于安县，重建时有6个村被划到了北川辖内。按照当时政策，北川辖内的部分农房贷款享受三年政府贴息。

　　黄土镇其他村的人就不同意了，“原来都是一个镇的，受灾程度差不多，凭什么他们就免三年？”

　　“只要一个不还，其他都不还了。”说到农村信用环境时，四川监管部门人士边介绍边摇头。

　　对于完全由政府救助来覆盖农(住)房重建任务的说法，当地监管部门认为，即使政府财力充足以至能为整个灾后重建买单，也可能导致受灾农户对政府资金长期依赖，反而抑制灾区经济恢复的内生动力。

　　房贷逾期对于当地人，还意味着信用恶化，难以从金融机构申请再融资。“在房贷尚未结清之前，我们原则上不再放贷。”当地一家银行客户经理说。

　　结构性缺口

　　五年之后，当地政府也在面临资金缺口。在掌控了当地土地、商业地产等资产后，现有债务规模，已经需要未来十年，中央和省级约40亿转移资金和大量土地收益予以支撑。

　　主要根据北川县政府授权承担城乡基础建设、产业开发等重大项目建设任务的政府融资平台——禹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有超过40亿近三年贷款于2011年7月集中到期。但因还贷资金不足，向北川各银行金融机构申请重新约定贷款期限。

　　为了化解还贷风险，当地金融机构与政府于2011年下旬根据该公司每年能实践的现金流状况，按照各金融机构逐年按比例还贷的原则，综合考虑各债权行的还款情况，重新制定了贷款约期方案。将不同类型贷款展期3-8年不等。

　　当地政府必须将灾后的信用贷款全部变更为抵押担保贷款，这也是获得贷款展期的前提条件。因此，新北川几乎所有商业地产铺位、水务设施、商住用地都被充入该平台。

　　现在，于各债权行抵押登记的，均为北川新县城的核心资产。主要为县城“巴拿恰”片区商业用地、商业街和安置小区的铺面。

　　监管部门信息显示，灾后至2011年末，农行北川支行、兴业银行绵阳支行、北川信用联社等当地5家金融机构累计向禹羌公司投放贷款60.17亿元，贷款余额为44.34亿。2011年12月，共有42.67亿元贷款被重新约定期限。

　　其中，农行北川支行重新约期贷款最多，为22.69亿元，涉及贷款项目有山东工业园二期征地项目、红旗片区拆迁安置房项目等。而展期最长的是北川信用联社的一笔3亿元贷款，由2012年3月10日延长至2020年3月9日，延期8年。

　　文件中还款资金来源分析认为，禹羌公司在2011年-2020年还款资金主要来源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向中央、省财政争取项目专项资金，预计约40亿元；二是2400亩土地出让净收入，约42.5亿元；三是县城商业铺面租售净收入，约24.7亿元；四是新北川宾馆等经营净收入2.16亿元。

　　由于财政专项资金到位时间和具体金额的不确定性，后三方面资产累计预测可实现净收入约69.3亿元。加上2011年-2012年北川财政安排还贷的5亿元，合计74.3亿元资金可用于偿还全部贷款本息，覆盖率仅为112.41%。

　　因此北川县政府经人大批准后承诺：后期财政资金到位后将优先安排偿还金融机构贷款；若出让现有资产处置不能足额偿还到期贷款，政府将逐年安排3500亩已征用地的出让收入还贷。

　　监管部门人士说，重新约期后还款情况尚且稳定。从未来7年的偿还方案和现有价格看，商铺租售净收入应较为可期，土地净收入情况还有待观察。

　　这家平台公司注册资本2.3亿元，正在转向经营性质的融资平台，截至2011年末，资产规模为157.57亿元，资产负债率35.63%。其2011年营业收入1075万元，主要来源于商铺租金收入，净利润354万元。

　　经当地金融监管部门和政府对禹羌公司的资产清理和现金流测算，预计能过按期履行约期还款计划，总体风险可控。

　　但是，当地的商业环境也随之固化——当地许多居民认为，政府对商铺施行竞价招标，推高了租金价格，人气不足造成经营困难。陈庆说，自己是

　　复苏产业

　　北川各界都有共识，就业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当地政府牵头打造了两个产业园区，其中一个由山东省对口援建，计划签约入住蓝星玻璃、俊威电子等企业33户，其中山东籍企业24家，总投资19.33亿元。

　　另一个以生产石材为主，签约入区企业12户。当初规划的1.4平方公里的北川产业园区，还囊括了6000平方米的服务中心大楼和1万平方米的单身职工公寓等配套设施。目前，两个工业园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空置厂房和土地。

　　县城农业园区的种植情况，也不甚理想，周边依种植园而建的茶楼和餐厅生意冷清。尽管当地曾公布该农业园区内的农产品交易所日交易量过1200万元，但本报记者没有查询到相关佐证。

　　刊登于中共四川省级机关党校学报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地震之后，随着县城重新选址，需求量逐渐减少，加上运费增长，部分农民感觉收入减少。许多农民不愿大规模种植，选择外出打工。

　　金融机构对产业园区的支持，已在风控上逐步趋紧。新北川县城已有十余家金融机构，其中银行9家，大部分集中在永昌大道上。

　　监管部门人士透露，当地金融机构对两个产业园区共计发放贷款超过5亿，部分企业获得政府贴息，“政府贴息的部分，银行还在盈利，等到期满，风险可能冒出来了”。

　　他担心，由于贷款都是短期内集中投放，部分外地企业抱着圈地的投机心态，以为重建之后地价会大幅升值。

　　由于已向政府项目投放大规模长期贷款，“出于审慎性考虑，暂时只做流动资金贷款，并且要求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建设银行北川支行一位副行长对本报记者说。

　　目前，该行仅为两个产业园区内开工的3家企业提供了流动资金贷款。

　　该副行长认为，在北川地区的小企业多数开业后不断变化经营范围，缺乏清晰的发展思路。北川的产业园区未能形成一条产业链也是原因。

　　这也是北川先天缺陷。更靠近工业城市绵阳的安县，重建工业园区已形成汽车配件、电子技术和医药制造等产业，因为其靠近华晨汽车、长虹新型电子部门等龙头企业，绑定了上下游许多中小企业。

　　为了增强招商引资，北川政府还准备设立一个为困难企业临时资金短缺先行垫付的基金。但是，外来企业的资金到位率不在其控制中。

　　当地也将民族和遗址旅游视为重要产业。如何形成景点的集合效应，正在有关部门研究。但在统一规划的区域内，还需要更多样的服务实体。

　　小微融资难局

　　当地也曾运筹向创业就业人群发放小额贷款，活跃服务业的市场环境，政府曾出台一揽子扶助政策，但介于信用环境和盈利压力，实际落地情况不佳。

　　例如，2012年5月，北川县政府曾下发一份关于北川妇女创业就业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的文件。文件中要求2012年全县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计划放贷1300万元。由禹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承担担保业务，由县农村信用联社、富民村镇银行、县邮政储蓄银行作为经办银行。

　　相关银行客户经理对本报记者说，妇女创业贷款必须自行解决担保人问题，禹羌担保公司很少参与小额担保项目。“就算是人气最高的步行街，不少店铺开了关，关了开。”

　　禹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一位经理也确认，“我们从未接触过妇女创业担保业务。”他透露，该司主要担保对象，是县里两大园区内的大型企业，涉及自然人的担保数额也多在200万以上，小额担保业务基本不涉及。该司法人代表没有回复本报采访要求。

　　创业者也并非无路可走。在空旷的北川街道上，十米一张贴在墙上的蓝色海报非常抢眼。上面写着“急用钱，找我们(宜信)！”

　　本报记者从宜信普惠信息咨询公司绵阳分中心了解到，该司一般月息2.33%，到期还本，年息近28%的贷款产品，在“北川那边的需求还是挺旺盛”。大多贷款用于房屋装修，婚嫁丧事等。

　　多方采访显示，当地比较容易融资的创业项目，集中在农产品和运输领域。缺乏本地就业机会，促使许多居民急于购车，从事较简单的运输劳动。

　　就像“黑车”，也是陈庆觉得最稳定的一份工作。他已经知道，茶楼很难短期兴旺起来。无奈发生在选择他的不同乘客身上。

　　他举例称，在老县城居民聚集区外，本来要修个菜场，后来说会有超市进驻，但现在，老太太们还是得花10块钱打车，去一公里外另一个小区的配套菜场买菜。“太阳越来越毒，她们火气更大了”。(应受访者要求，陈庆为化名)